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我国金融业强力推进改革创新，保持快速健康发展，金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金融治理的效能不断加强，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增加值稳居全球第二位，与美国的差距也小于两国GDP的差距。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党的十九大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经济和金融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满足人民追求美好金融生活的过程中同样存在、同样突出。我国金融业在产出规模、增长速度上实现大发展的同时，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对金融发展和金融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依然存在巨大反差和距离，亟待解决。

处理好新时代人民美好的金融生活需要与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金融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水平。

提高“三率”增强“三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在金融领域，就是要明确金融把为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来讲，就是要努力提高“三率”增强“三感”。

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增强人民对金融的获得感。目前，我国的货币总量很大，M2大约是GDP的2倍，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M2仅大约相当于GDP的64%)，但向实体经济传导过程中仍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长期以来，金融业和许多行业一样都遵从“二八法则”，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大小企业之间、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法人和个人之间、高净值和低净值客户之间，在分享金融普惠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和缺失。

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利润率约为5.59%，建筑业约为8%，服务业约为12%，金融业的利润率远超社会平均利润率。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出现的趋势性下降，与全社会资金“脱实入虚”和在金融体系内往来较多有着重要的关联。实体经济是社会大众就业发展的基石，实体经济发展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分配、生活获得紧密相连。回顾近年来金融大发展的过程，距实体经济应有的金融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应有的利益获得仍有巨大差距。

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是增强人民群众金融生活获得感的核心举措。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就是要打破“二八法则”、关注“长尾效应”，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让更多的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最广泛地获取价格合理、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获得最实在的收益，让更多的人分享到金融发展的果实。

提高金融产品的使用率，增强人民对金融服务的幸福感。金融是一种服务。广泛、普及、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必然能增强社会大众的幸福感。近些年来，我国的金融产品创新发展推广很快，极大地弥补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金融产品品种单一、功能不全、定价不合理等不足，也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金融生活。但即便如此，目前我国人均使用金融产品的数量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即使是财富管理较好的国内商业银行，其个人客户人均使用金融产品数仅为2～4个，而美国的富国银行是6.1个。

在保险领域，2016年我国的保险密度(保费收入/人口)是337美元，而全球平均水平是638美元。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使用金融产品的客户群体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集中在高收入群体;在金融产品的设计上也存在同质化严重、迭代速度缓慢等问题。人民群众往往对金融产品产生“高不可攀”“无从选择”等印象，有时候还要被迫选择不喜欢的金融产品，这种体验既影响了金融产品的使用率，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满意度。

提高金融产品的使用率是增强人民对金融服务幸福感的关键途径。丰富农村金融产品，努力提高农村和小城镇金融产品的使用率，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打赢脱贫攻坚战，帮助他们“脱真贫”“真脱贫”，可以切实增强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产品，促进生产要素更多向有前景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集聚，让众多“创客”自由创业、能够成业，可以增强青年创业者的幸福感。大力开发、使用绿色金融产品，可以更好地为绿色发展服务，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提高金融监管的渗透率，增强人民对金融的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既关乎国家安全，也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安全，人民群众感受深切。从宏观层面看，总体上我国金融形势安全稳定，但是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内外部多种因素作用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从微观层面看，近年来，在金融业务推广过程中，虚假宣传的行为也不少，本来是去银行存款，却莫名其妙“被理财”了;本来是去买理财产品，却又稀里糊涂“被保险”了。由于金融专业性强，金融产品销售人员和客户的信息经常是不对称的，如果销售人员有意隐瞒一些关键信息，只拿出包装过后的所谓“卖点”，大部分客户不仅看不出来，还可能自己将其“翻译”成更美好的产品，等到兑现时，却发现被忽悠了。由此，广大人民群众的金融生活安全感出现缺失。

提高金融监管的渗透率是增强人民群众金融生活安全感的重要保障。传统的金融监管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传递更加频繁的情况下，受制于体制、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于金融市场新出现的一些乱象很难做到全方位监管。这就要求金融监管不能满足于传统方式和传统手段，要更多地将科技手段运用到金融监管之中，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实施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集中统一，强化系统性管理，将金融监管渗透到金融市场的每个角落，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让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看得明白、用得放心，切实增强金融生活的安全感。

以金融科技引领创新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金融创新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金融生活的强大动力。有关金融创新的定义大多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观点衍生而来，它包括技术创新与组织管理创新。就金融发展的趋势看，金融技术创新始终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纵观金融史，技术变革一直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技术跨越成就了金融行业的大变革与大发展。从电报、电话到计算机信息系统，金融业既是先进技术的领先应用者，同时其自身发展也始终受到先进技术的驱动。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逐渐成为驱动金融发展的新动力，这对于打破常规、提高“三率”具有决定性作用。

首先，金融科技必将大大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金融科技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信用风险管理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尤其是在解决普惠金融的难点、痛点上优势明显。不同于传统金融，金融科技下的新金融具有“长尾效应”，能从那些常常被人忽视的、不流行的、个性化的所谓的“尾”中，挖掘、创造出惊人的利润和价值，使得金融服务更有能力向“长尾客户”辐射，达到更加普惠的效果。与传统银行有鲜明区分的是，网络融资侧重“低端”客户，呈现大众化、草根化特点，借贷双方门槛较低，极大地拓展了市场的广度、深度和速度。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借助区块链大数据等先进科技对信贷业务流程进行智能化改造，可以全面推动传统贷款模式在获客、审核、审批以及系统开发等方面的革新，使贷款业务更便捷、更安全，使金融服务的普及率、可得性大大提高。

其次，金融科技必将大大提高金融产品的使用率。金融科技创新的成果首先体现在金融产品上。在人们广泛参与的金融理财领域，与传统投顾相比，智能投顾在降低投资理财成本、分散投资理财风险、提升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形成绝对的比较优势，可以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理财目标，为投资者提供更全方位的财富管理咨询、顾问等服务，创造出全新的金融产品，从而显著提高新形势下金融产品的使用率。从2012年到2015年底，全球智能投顾管理的资产从零增加到了187亿美元。传统模式上，保险公司主要依靠代理商出售其产品，销售量的大小可以说与人际关系的建设息息相关，但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网上销售保险产品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能够助力保险产品研发、服务提升、降本增效，增强风险识别与管控能力，使得广大人民群众随时随地对保险产品拥有清晰、准确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选择使用保险产品，有效提高保险产品的使用率。

最后，金融科技必将大大提高金融监管的渗透率。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能大大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提高了风险评估、分析和预警能力，将会重塑未来金融监管的方式——先进的信息系统可以及时检测金融市场与企业的动态大数据，而电子化的渠道有效地降低了监管的搜索成本;多渠道的信息数据来源可以减少监管面对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可以给出资金需求者(机构)的风险定价或动态违约概率;机器学习可以构建智能监管监测系统。这些信息化金融监管手段能够渗透到监管的各个角落，甚至渗透到每个产品、每个客户，以系统性地化解金融风险，构建牢固的金融安全屏障，增强人民群众金融生活的安全感。

把握好金融科技创新的三个方向

当前，全球金融科技正处于快速演进的过程之中，业务形态和商业模式不断变化。未来要使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应该把握好“三个方向”。

一是金融科技要面向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需求。金融科技创新要把金融服务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不能成为金融投机和套利的工具，更不能成为搅乱金融市场的手段。当前，要紧紧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机，鼓励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加强数字金融交易安全、数据安全、个人隐私保护及投资者和借款人的权益保护，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二是培育金融科技生态圈。金融科技需要培育包括科创企业、金融企业、风险投资、市场、监管机构等在内的全价值链生态环境，合作共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当前，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全面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等金融领域。今后，要进一步打通数据孤岛，让金融科技应用大幅提升金融的效率。要通过大开放与大合作的模式“搭平台、建生态”，重点把握技术、产品、制度、协同等基本要素，建立更加多维、更加立体的商业模式。

三是营造宽容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机制，这是科技创新的特性要求。在美国硅谷，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忠告——“失败是常事，但要失败得快些”。对待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我们应该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宽容失败的文化才是创新发展的沃土。

鼓励创新应该成为主流声音。当前，社会各界对金融科技存在不同声音，有人认为金融科技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应该限制。不可否认，金融科技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金融科技的普惠性强化了金融的外部性，金融科技的创新性突出了信息科技风险。对此，应该看主流、看趋势，不能“因噎废食”。首先，应该鼓励创新，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过于死板会扼杀创新意识。其次，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积极探索金融科技在业务中的应用。同时，要将金融科技在更大范围内纳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以及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关于金融与科技关系的讨论，要提倡“三多、三少”

要提倡多做融合、少说颠覆。不管是历史上出现的电报、电话、计算机信息系统，还是当今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它们再“炫”也不会改变金融科技是金融中介的事实，发挥的功能都是金融功能，互联网、区块链等只是表象，金融才是本质。科技与金融的关系不是谁要颠覆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问题。

要提倡多讲优势、少分主次。金融科技的关注和参与主体可分为传统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监管机构三类。金融科技到底由谁来主导?谁应该成为主角?实际上，这三者各具优势。金融机构有客户、运用场景优势，科技公司有技术、人才优势，而监管机构则有政策、资金优势。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找到适合自己的创新点，而不是去区分主次。

要提倡多来交流、少去争论。常言道“隔行如隔山”，金融科技参与主体之间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会不尽相同，甚至相差甚远。而金融科技本身又是金融与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是个在快速发展中的新技术、新事物，各参与主体之间应该多做交流，互通有无，共同努力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而不是为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去争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寓意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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